排放交易系统将对投资决策产生实际影响

在中国实施的各项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中，碳定价具有极大的减排潜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能源创新机构（  ）进行的建模分析表明，到2030年，在实施碳定价的情况下，碳排放将比常规情境减少27.49%。

尽管碳排放交易系统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并非万能；该研究也指出，中国要实现气候目标，必须同步实施其他补充政策。中国目前的减排政策组合印证了这一观点：碳市场将与一系列其他措施共同发挥作用，例如电力行业改革和新能源汽车双积分制度等。

3. 配额管理决定全国碳市场的减排效果

中国碳交易试点的市场碳价上下波动，但大多数时间维持在每吨60元人民币以下，平均价格大约为每吨30元人民币。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蒋兆理称，碳价要到2020年以后才会达到每吨200-300元人民币，在此之前，企业无法感到真正压力。2017年中国碳论坛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受访的业内人士普遍预计未来碳价会随着交易量增加而稳定上涨，但价格上涨幅度仍存在不确定性。

美国环境保护署估算，目前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为每吨41美元（272元人民币），而目前全球几乎所有碳排放交易系统的碳价都低于这一价格。碳价过低是所有碳交易市场的普遍现象，其主要原因是超额分配配额，中                                               国的试点项目也存在这一现象。美国加州和英国近期就开始通过最低限价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也可以出台此类政策；中国碳论坛研究负责人休•斯莱特表示：“在试点项目中，中国主要依赖事后调整机制和价格稳定储备金的方式稳定碳价。但是，为了鼓励去碳，中国应该考虑实行最低限价制度。”

虽然由于低价和超额分配配额，碳交易市场的机制目前尚未催生出大幅的碳减排，但这些系统已经产生巨大的收入：到2016年年底，全球碳排放交易系统已创造收入近300亿美元。这一收入正用于其他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项目中。

4. 区域试点为全国碳交易打下基础

自2013-2014年起，中国的试点碳市场开始进行交易，为建立全国碳市场打下基础。首批七个试点系统包括五市两省，涵盖13.7亿吨二氧化碳以及3271个责任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易量不断增长。中国碳论坛2017年调查报告显示， 年试点市场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分别增长了106%和29%。试点系统合规性较高：2016年以来， %纳入系统的企业能够遵守试点规定。

其中，北京碳市场的碳价最高，并保持高度稳定，维持在每吨50元左右。包括广州在内的试点市场进行了配额拍卖试点——全国碳市场成立初期，配额实行免费分配，最终将逐步转变为拍卖方式。即使在全国碳市场开始交易之后，试点市场预计仍将继续运行一段时间，确保赞未纳入全国市场的企业参与数据收集和减排行动。

中国一亿人口面临饮水安全问题

国仍有一亿农村人口面临饮水安全问题，
作为中国首部针对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报告，该书认为，中国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护形势严峻，天然劣质水问题突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农村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是企业污染、化肥和农药的过量和不合理使用、集约化养殖场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和农村污水处理基础设施落。
而目前尚无切实有效的管理办法解决这一威胁。10月20日，世界自然基金会（ 上周六，我阴差阳错地参与了英国最繁忙炼油厂外的抗议示威活动。一些抗议团体组织了以“原油觉醒”为题的一系列大规模行动，旨在强调石油业对环境的破坏。周六的游行是压轴行动：12名妇女将自己锁到一辆停在埃塞克斯（英国东岸）的科里顿炼油厂车辆通行道的车子上。另外数百名抗议者则围堵壳牌润滑油公司的通车道。
我在那儿帮我姐姐拍摄一个主题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影视项目。但组织者没有说明这次活动的性质，所以我们俩都不清楚活动实质内容是什么，直到我们和另外100多名积极分子还有几个警察坐在同一辆开往英国乡村的火车上。

）和中国水利部在北京对外发布的《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实践与探索》一书，希望引起各界重视该问题。
水利部农水司副司长、该书作者之一倪文进说：“农村面源污染加剧，还没有开始全面治理，城市污染又不断向农村转移，并长期积聚，都对饮水工程水源构成极大威胁。”该书提出，中国农村大多采用分散式饮用水水源，目前还没有形成切实有效的管理办法。已有的法律法规均没有明确规定内容。迫切需要尽快出台农村饮水安全方面的行政法规，规范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管理。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说，人类80%的疾病与生活饮用水不安全有关。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0年上半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全国地表水总体为中度污染。太湖、滇池等重点湖泊水体为重度污染，洱海、博斯腾湖、洞庭湖、南四湖、镜泊湖等大型湖泊为中营养状态。
2005年水利部农水司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饮用水不安全人口约为3.23亿左右，其中9084万人受到水污染的影响。2006年至2010年间，中国政府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已解决2.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倪文进称，中国“十二五”规划将大力投入，力求在2013年前解决全部3.23亿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但基层水利部门执行质量很关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说：“在包括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在内的农村公益设施中，‘重建轻管’仍比较普遍，这对这些设施发挥效用和可持续运行造成了困难。”
我对这次活动所知不多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只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前往。但当我发现同行的这些示威者都没人知道他们答应参加的活动究竟是什么时，我开始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了。他们知道要采取某些行动抵制石油业，但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在哪里进行，怎么进行。然而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参加，显然对于自己盲目参与一个由隐形机构（一天下来都不知道究竟谁在发号施令）组织起来的不太清楚具体内容的活动感到自豪。

为了显示公平民主，在火车行驶期间传下来一张信息单，说明了目的地，并祝贺我们有机会参与到“禁油”示威的行列中来。传单还表示如果任何人感到不安，则可以在下一站下车回家。但当时车厢里挤满了穿着示威服的人（白色连体工服和防尘面罩），积极分子被致力参加抗议的示威者包围着，这种情况下要打退堂鼓恐怕需要极大的勇气。

没有人面露不安，整个小组都保持微笑并热情地聊天，一种大家之间共同的信念溢于言表。只有当我们试着说服一些积极分子接受我们的访问和拍摄时，不安的神情才开始呈现。三位示威者表示自己还不够资格讨论这个话题，其他则表示不爱抛头露面。

当然我们也找到愿意接受采访的人，他们表现得很有礼貌，善于表达且有说服力。他们解释了为什么对石油的依赖会对地球造成威胁——不仅因为会释放二氧化碳，而且开采时也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他们还阐述了持续依靠不可再生资源生产能源和食品的安全涵义，还提到为什么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环保主义者仍然是保持环保信息传递的有力组织的原因。

很遗憾，人们愿意为了捍卫清洁的地球家园而与警察正面交锋，却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站出来解释他们的动机。我不禁想，至少对于某些参加者来说，也许成为示威队伍的一员比了解行为背后的动机来得更重要些。

有轨电车计划能帮中国城市“治堵”吗？

如果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3000亿元人民币投资能够兑现，那么未来十年有轨电车可能会在中国复兴。

中国许多大城市过去都有有轨电车，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这些电车开始渐渐不用了。位于辽宁省南部的大连市，是为数不多的还设法保留电车的城市之一。大连不但让有轨电车担当交通运输的重任，还把它变为一个特色景观来吸引游客。香港也保留着有轨电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04年。

在过去的两年里，包括上海、北京、深圳在内的许多城市正式宣布要引进现代有轨电车。

中国北车集团，国有铁路设备制造商，将首次为中国带来现代有轨电车。该集团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各城市中一共有54条现代化电车轨道、1200辆车纳入了他们的生产计划。

德国企业福伊特也签署了5700万元的合同，为中国开发低地板有轨电车技术。2012年7月，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则签订了为期10年的协议，将其有轨电车技术授权给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南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在一线城市，有轨电车预计将成为地铁的延伸，连接不断扩大远郊区县，例如，上海城市规划者就提议建设700至800公里的新轨道。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轨道交通委员会的周翊民说，二三线城市的有轨电车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城市交通的“脊梁”。

据预测，中国的城市人口到2025年将增加3.5亿，总数接近10亿，因此亟需一个更高效的公共交通模式。目前中国大多数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公共交通模式是地铁和公交车，但这些系统已经非常拥挤，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

虽然据说多达26个城市已开始制定计划发展有轨电车，但《经济观察报》近日报道称，目前还“没有一个整体规划或国家标准来指导发展”。

不过，即便没有具体的计划，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还是能够比较迅速地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中国轨道交通协会会长包叙定认为施工一两年内就可以完成。

比起小汽车、公共汽车和地铁，有轨电车被认为是更环保的城市交通方式。近日，上海的政府官员们已商讨要把一种低碳节能的新型有轨电车引进到上海。由于现代有轨电车施工过程不用那么大兴土木，因此据称可以少消耗不少能源，还能显著降低噪音污染。

广东河源数千民众聚集反对火电项目

日，广东东北部的河源市数千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新建火力发电厂。中国民众对空气质量的担忧与日俱增，就在几个星期前，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获得了高达数亿的点击率。

《南华早报》报道，近万民众聚集在河源市中心，高呼“还我蓝天”“不要火电厂”等口号。

示威者手持“不要喂人民服雾”的小标语，报道称示威者和警方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此次抗议活动恰逢中央政府整治雾霾之际，要求强化环境法规并加大执法力度。国家总理李克强曾呼吁“向雾霾宣战”，但一年多来，中国众多地区的空气质量并无明显改善。

河源临近新丰江水库，该水库既是广东省的主要水源，也是农夫山泉的取水地。

河源目前已经建有一家火电厂。计划新建的火电厂由深圳能源集团承建，预计耗资80亿元人民币，年发电量为110亿千瓦时。

新华社也对示威活动进行了报道，称示威者约有1000人。但《南华早报》认为，根据现场的照片判断，示威者人数远不止这个数字。

一个星期前，广东罗定市也发生了抗议活动，后演变为暴力冲突，当地政府不得不取消了垃圾焚烧厂项目。

中国环保政策评论人士认为，有迹象表明河源示威活动与纪录片《穹顶之下》产生的影响有关。

然而，游行活动似乎酝酿已久，并非民愤的突然爆发。香港城市大学学者汤姆·约翰逊说：“值得注意的是，示威者要求‘还我蓝天’，这表明生活质量也已成为中国小城市居民迫切关心的问题。”

上周，一项政府委托的调查报告显示，若空气质量得不到改善，雾霾问题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

今年一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广东南部珠三角地区的大城市和香港的PM2.5值都略有下降，但是臭氧含量出现上升趋势。

2009年，广东省政府宣布将禁止在珠三角地区新建燃煤和燃油发电厂。但环保组织称，这一禁令并未得到严格执行。

同时，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广东其他地区人口容纳量的上升似乎使河源这样的城市不得不承受火电厂项目带来的污染。

尼泊尔地震警示西藏水电开发须谨慎

中国公司在尼泊尔建设的两座水电站在8.1级地震中遭受严重损坏，毗邻尼泊尔的中国西藏地区也受强震影响发生5.9级地震。这都警示中国政府：西藏雅鲁藏布江水电开发需要重新认识，慎重建设。

中国水电项目在尼泊尔的损失情况目前还没有统计。三峡集团董事长卢纯说，地震发生后，第一要务是救援，电站建设情况评估等灾区情况稳定后再进行。

研究南亚问题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谢超告诉中外对话，5月5日尼泊尔媒体报道说，尼泊尔政府要求停止救援，进入灾后重建。主要原因是尼泊尔国力弱小，已经无法继续救援下去，灾区生还的人都在等待安置。

据中国媒体报道，4月25日，地震发生后，中方员工快速撤离水电项目现场。在这次地震中，位于尼泊尔偏远山区的上崔树里水电站严重受损。另外一处水电站——那苏瓦卡里水电站，也遭遇重大损失。

在地震发生前十几天，尼泊尔投资委员会宣布，境内一项总价值16亿美元的水电站项目由三峡集团承建。尼泊尔国内水力资源丰富，但目前的发电量仅为800兆瓦，低于该国1400兆瓦的用电需求。中国企业的进入有望打破印度在尼泊尔水电站领域的垄断。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地质专家范晓告诉中外对话，尼泊尔、印度北部、不丹、西藏南部都处在喜马拉雅地震活动带，在这儿建水电站有风险，规模越大风险越大，次生灾害影响也会越大。这次地震警示中国：在西藏大规模开发水电面临很大风险。

而且，范晓认为，虽然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以及西藏的大江大河水力资源丰富，但西藏地区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大水电项目，因为这儿人口总量、经济总量以及能源需求都不大。如果把发出来的电卖给内地或尼泊尔、印度等国家，输电成本会很高，输电过程中电量损耗也会很大，再加上对西藏地质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得不偿失。

横断山研究会会长、地质专家杨勇也告诉中外对话，尼泊尔这次强震导致水电站受损，印证了他之前的判断，雅鲁藏布江地区不适合大搞水电开发。他曾给中外对话撰文分析了雅鲁藏布江水电开发面临的挑战。

杨勇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还处于形成过程之中，这些地区地质作用强烈，地震、山崩等极为常见。可能会加剧地震的破坏性，自然灾害发生极为频繁。2000年4月，他曾在易贡亲眼目睹了一场大规模的山崩，山崩形成水量达40亿立方米的堰塞湖。60天后堰塞湖决口，数百万人受灾，交通瘫痪。

但是，他们的呼吁并不一定能够引起中国政府和水利部门的注意。中国正面临经济下滑的风险，需要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 ＂十三五＂期间将在雅鲁藏布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展开一系列大型水电站。

范晓说，尽管在西藏按照现有的模式大搞水电开发，对环境会造成很大破坏，但是，大规模的水电项目带来的GDP和税收增长对政府有极大诱惑，因此这种环境破坏的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杨勇也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把建设水电项目当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去年11月，西藏首个大型水电站——藏木水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西藏大水电时代的开始。

三峡集团官网5月5日发布消息称，国际水电行业最重要的会议——世界水电大会今年5月将首次在中国召开，这是因为，近年来中国水电发展举世瞩目。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15年3月发布的年度快报统计，中国国内水电装机容量已突破3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并遥遥领先。